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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理論淵源、邏輯意蘊和當代價值

來源:《經濟與管理研究》2021-01-19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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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唐任伍;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孟娜;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李楚翹

  貧困是存在于人類歷史發展各階段中的一個古老的社會現象。在非工業化的傳統經濟模式下,受生產方式和生產力落后的制約,普遍貧困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常態;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工業化的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貧困問題不僅沒有根本消除,反而演化成了具有更強差異性和復雜性的世界性難題。在現代社會,貧困折射出的更多是人與人之間以及區域間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現實問題,消除或減輕貧困不僅是各國國家治理的重要環節,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安定有序、實現人們追求幸福生活基本權利的必由之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便秉承著馬克思主義政黨薪火相傳的宗旨,在共產主義理想的指引下,將帶領人民群眾過上美好生活作為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國家長遠發展戰略需要以及脫貧攻堅任務的現實進展,提出了一系列精準化、專業化和多元化的貧困治理思路和論述,形成了內涵豐富、邏輯嚴密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理論,豐富了新時代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目標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學指南,也為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提供了前瞻性規劃和精準性指導。深入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對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理論體系,并以理論指導貧困治理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

  學術界已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這一理論產生的緣起、核心要義、價值貢獻等方面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為后續研究奠定了較為扎實的基礎。但總體來看,研究仍存在明顯局限和不足:一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基礎缺乏全面梳理,現有研究或僅闡述馬克思主義貧困治理思想的奠基作用,或僅強調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觀點對實踐的推動作用,尚沒有形成對理論基礎的系統性考察;二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豐富內涵停留在概念闡釋的初步階段,未能對不同層面思想內容蘊含的深刻邏輯進行剖析;三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實踐價值現實效果分析明顯不足。正是這些缺憾為本文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空間。本文在吸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致力于取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理論淵源、內涵邏輯及實踐價值研究上的新突破。

  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理論與實踐淵源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有著深厚的理論根基與思想淵源,既包括對中華傳統文化中反貧困思想的弘揚和吸收,也包括對馬克思主義消除貧困思想的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繼承和發展,充分體現其是在現實與歷史的雙向互動、有機統一中得以形成發展的必然結果。

 ?。ㄒ唬┲腥A傳統文化中的反貧困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孕育之根

  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優秀傳統文化不僅記載著整個民族的奮斗歷程和精神追求,更成為烙印深刻、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潛移默化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其中,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反貧困思想及其蘊含的扶貧濟困的價值理念,為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理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得以孕育、萌生的扎實根基。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和思想家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反貧困的概念,但在他們的施政理念和著作論述中對反貧困的重要性、貧困產生的原因和消除貧困的政策方法等都有著豐富而深刻的闡釋[1]。中國古代自周朝開始強調“修德”“敬德”的重要性,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統治者要對民眾施行德政,要“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懷保小民,惠鮮鰥寡”[2],體現出封建社會最初在道德層面的反貧困意識。同時,反貧困也是“民本”“仁愛”思想的內在要求,統治者以民為本,就要勤政愛民。從治國方略來看,“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3],百姓的富裕貧窮關系著國家安定;而從道德禮義來看,“禮”對于營造謙卑有序的社會環境以幫扶貧困者,以及提振貧困者內在心氣發揮著重要作用,如《禮記》中明確指出,“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4]。這些關懷弱勢群體基本生活需求并幫助其自食其力的做法,本質上就是扶貧濟困的價值理念。

  溯及貧困產生的原因,一如《論語》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5],《中庸》也講“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上不怨天,下不尤人”[5],此為天命論,將貧困之因歸結于抽象的天命注定;《詩經》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天疾威,弗慮弗圖”[6],則為災害論,指因自然災害的極大破壞性造成的損失使人們陷于貧困;再如孟子曾指出,“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5],“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5],則是人為論,強調統治者失當的政策部署或不負責任等人為過失也是造成百姓貧困的重要原因。由此,行之有效的反貧困政策必然是統治者化解百姓貧困、維護統治秩序的必要工具,其中儒家思想的一系列主張最為系統,既要將“博施于民而能濟眾”[5]作為仁德君主的至高追求,也應鼓勵宗法家族及社會發揮“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5]的互助責任,與此同時,精神反貧困更不容忽視,即“貧而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5],人們不能在精神上甘于貧困,要修養品格,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

 ?。ǘR克思主義消除貧困思想的傳承接續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發展之基

  馬克思主義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形成并發展起來的,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以維護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使他們從剝削的資本主義制度解放出來并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為價值目標。關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生存生活狀態,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貧困問題,則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課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對貧困問題做出過深刻闡釋,這些消除貧困的思想既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領導全國人民擺脫貧困、改善民生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理論基石。

  馬克思、恩格斯率先關注到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的赤貧狀況并充滿同情,他們通過對社會實踐的探索和總結,揭示出導致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身陷貧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家通過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無償壓榨工人的剩余價值以使自己獲得高額利潤,“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造的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7],資本主義財富積累的一般規律使社會貧富的兩極分化成為必然。同時,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擺脫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也加劇和惡化了無產階級的貧困狀況,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出現“每一次都給工人帶來極度的貧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熱情,給整個現存制度造成極大的危害”[7],其實質則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集中體現。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性地從制度層面指明了消除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本出路,“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7],即改變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大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列寧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導師,則在探索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拓展了消除貧困的內涵和思路,通過無償地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轉向團結廣大農民的新經濟政策、建立工農聯盟以及廣泛開展的農民改造教育等,不僅改善了新建的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全國性饑荒和貧困問題,也對馬克思主義的消除貧困思想做出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創新。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貧困治理思想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在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并進行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貧困治理思想體系,其中包括制度建設消除貧困思想、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思想、“三個代表”思想,以及以人為本扶貧開發思想。這些內涵深邃又一脈相承的貧困治理思想共同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創新發展的堅實基礎。

 ?。ㄈ┝暯綆ьI人民群眾擺脫貧困的豐富實踐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重要實踐之源

  實踐是思想之源。習近平有著豐富的地方工作經歷,無論是在知青歲月特殊歷練的探索積淀,還是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間帶領人民群眾改變貧困面貌、切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具體舉措,以及他成為黨的總書記后到全國各貧困地區的考察調研,都對貧困治理觀的形成產生了深刻而獨到的認識,并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不竭動力源泉。

  習近平在長期的地方工作期間,立足實際,深入探訪百姓疾苦,為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創新動力[8]。他深入貧困地區,帶領貧困地區的人民,以“弱鳥先飛”的趕超觀念,利用當地資源因地制宜發展大農業脫貧致富;通過發展教育激發內生動力,擺脫“精神貧困”;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遏制腐敗,堅決保障扶貧脫貧工作順利開展,由此創造出的擺脫貧困的“寧德模式”為全國扶貧脫貧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成功典范[9]。他還針對一些地方在經濟快速發展中逐漸突出的社會階層分化、資源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矛盾和問題,提出以“平安”“法治”“綠色”為核心內容的民生總布局,致力于補齊區域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較大,教育、就業、衛生、社會保障等領域發展不完善等民生短板,使得人民群眾安全感、幸福感不斷提升[10]。他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成為綠色發展的新發展理念的基石。

  黨的十八大以后,成為總書記的習近平更加重視全國范圍內的貧困治理,多次到基層考察調研,深入貧困地區訪貧問苦,幾乎走遍了貧困地區,獲得了大量貧困治理的第一手材料,準確地把握了貧困發生的基本規律及特征,并做出系統性的戰略部署,豐富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內涵體系,也深化了貧困治理理論與實踐交促互補的辯證關系。

  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多維內涵及邏輯蘊蓄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消除貧困思想的時代創新,也是中國特色貧困治理在新時代背景下的集中表達。它立足于中國貧困治理的現實情境形成了內涵豐富且層次鮮明的內容體系,主要包括貧困治理的價值訴求、目標導向、根本保障和路徑方法,涉及本體論、目標論和方法論三個維度,充分體現出對貧困治理問題“立治有體,施治有序”的基本原則。

  一是貧困治理的價值訴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蘊含的價值訴求來自基于真實世界的實踐經驗而產生的問題意識[11],即貧困治理是什么以及關乎誰的問題。在問題意識的先導驅動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從根本上厘清并闡明了貧困與社會主義以及共同富裕的關系。習近平在長期的地方工作中始終高度重視貧困治理工作,并多次強調“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12],明確提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貧困地區長期貧困,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提高,那就沒有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也不是社會主義?!盵13]可見,治理貧困、消除貧困是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在民生領域的現實寫照,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歷史傳承和應有之義,其終極價值旨歸在于實現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二是貧困治理的目標導向。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標導向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內在統一,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為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奠定扎實的基礎。為切實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黨中央針對絕對貧困人口基數龐大、農村貧困集中連片等現狀,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標準要求,“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盵14]這些目標規劃為“十三五”時期貧困治理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明確的宏觀指引,并以此為依據設定出了“兩不愁、三保障”等衡量扶貧脫貧工作成效的具體指標。

  三是貧困治理的根本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已經昭示,黨的領導和緊緊依靠人民是一切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也是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能夠得以充分發揮的關鍵動力。因此,堅持黨的領導和以人民為中心是貫穿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精神內核,也是現階段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以及進入后小康時代進行更深層次的相對貧困治理的根本保障。為此,習近平總書記高屋建瓴,強調在貧困治理中完善黨的領導體制機制建設,在提高黨總攬全局能力的同時,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使基層扶貧脫貧責任真正落到實處。人民群眾既是貧困治理的客觀對象,更是推動貧困治理的主體力量,要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融入黨領導貧困治理的全過程,確保扶貧政策的人民指向性并激發人民群眾擺脫貧困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在雙向互動中不斷提高治理能力,逐步向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的藍圖愿景邁進。

  四是貧困治理的路徑方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有科學、系統指導中國扶貧脫貧工作的方法體系。其中,精準扶貧既是政策工具與核心方略,又是扶貧脫貧的完整觀念體系,其主要內容就是針對貧困的差異性特征,做到“六個精準”,實施“五個一批”,解決“四個問題”,避免大水漫灌式幫扶出現的供給與需求的不匹配問題,使有限的治理資源發揮最大扶貧脫貧效用,不同層次、不同行業、不同區域的貧困人口精準脫貧。精神扶貧是創新特色所在,救濟“輸血”式的扶貧只能改善貧困者的客觀物質條件,“授人以漁”的造血式扶貧才能激發貧困者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從意識、思路和能力上主動擺脫貧困。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扶貧先扶智、扶貧先扶志,將發展貧困地區的教育作為根本之策,并做好貧困治理中的群眾思想工作和幫扶方式的創新,只有精神扶貧使貧困群眾的內在主體活力得以激發,才能取得長效的可持續的脫貧成效,這也是2020年消除了絕對貧困后繼續深化貧困治理的主要內容[15]。協同扶貧是在大扶貧格局部署基礎上的實質要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扶貧開發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16],貧困治理在政府主導下,要為引導、調動市場和社會各方力量協同參與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讓豐富的市場資源向貧困地區涌流,通過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社會大扶貧模式,為聚焦精準的貧困治理提供強大合力,有效化解新常態下經濟增長對扶貧脫貧帶動能力減弱的困境。廉潔扶貧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在組織隊伍建設層面的內在要求,在省、市、縣、鄉、村五級責任制體制下對扶貧物資進行陽光化管理,對治理效果進行科學評估和考核,建立嚴格的監督問責和懲處機制,防止貧困治理中的弄虛作假和腐敗行為的發生,嚴守貧困治理工作的紅線和底線。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收官的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貧困治理一定要善始善終,善作善成,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在致力于回應新時代中國扶貧開發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的過程中,深刻滲透著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思維方式,因此具有深沉的歷史厚重感、明確的現實導向性和嚴謹的邏輯思維性,見圖1。

11

圖1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內在邏輯

  從辯證發展觀審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內涵體系的形成與豐富具有鮮明的歷史邏輯,有著扎實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淵源和中國特色貧困治理實踐基礎,是歷史與現實的耦合、繼承與創新的統一。一方面,其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的終極追求以及貫穿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理論的“堅持黨的領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人為本”等宗旨依歸,在價值訴求和目標導向上體現出高度的歷史傳承性和統一性;另一方面,基于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處歷史階段凸顯出的新問題、新要求,其在具體內涵上注重對理念思路、路徑方法的創新發展,從而為貧困治理的新任務提供科學指南,這種因時而變的思想導向促進了現實對歷史的遞進和開拓。

  從人民主體觀審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多維內涵蘊含著深刻的現實邏輯。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理念,堅持貧困治理為了人民,貧困治理依靠人民。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在外力幫扶中調動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參與并進行資源整合,在內因驅動上以精神扶貧激發貧困群眾自力更生、擺脫貧困的主觀能動性,通過內外因協同推動使扶貧脫貧經得起時間和人民的檢驗。歸根結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貧困治理只有依靠人民群眾才能取得最終勝利,而消除貧困的直接受益對象也是人民群眾,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在主體實踐和主體實現兩個層面均遵循著人民主體性的現實邏輯。

  從普遍聯系觀審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多維內涵體現著清晰的整體邏輯。物質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有機整體,因此在思考和解決問題時尊重聯系的普遍規律,用整體性、系統性的思維指導實踐??傮w來看,貧困治理觀的多維內涵彼此聯系、互為補充又層層遞進,在馬克思主義普遍聯系觀的滲透下形成一個完整的邏輯體系。其中,問題意識與目標導向相呼應,二者又共同倒逼與其相適應的策略方法,而不同策略方法的部屬和選擇也兼顧聯系的內在要求,以達到協同聯動、整體推進的扶貧脫貧治理效果;全局與部分相輔相成,既立足整體,統籌全局的最優目標,又深入把握整體各要素之間關系和矛盾,針對貧困的區域性分布和致貧原因的特殊性精準施策,并輔之以強有力的內外部物質、精神和組織保障,由點及面,推動貧困治理全局工作穩步發展。

  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當代價值

  時代是思想之母,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深刻變化,貧困治理的主要矛盾也由解決溫飽問題轉變為鞏固溫飽成果、縮小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就是順應貧困治理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新情況,針對新的階段性特征而豐富和發展起來的,其思想內容系統回答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開展什么樣的貧困治理、怎樣進行貧困治理”的重大時代課題,具有重要的當代價值而且將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

  首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繼承并創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貧困治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消除貧困思想的基礎上,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和方法,分析中國現階段的貧困問題特征及深層次聯系,從而提出了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貧困治理思路和方法[17],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貧困治理實踐相結合的新產物;同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在目標定位和路徑方法上賦予了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理論新的時代內涵,是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使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等理論特質和戰略要求在貧困治理領域得以彰顯,也將由精準扶貧等貧困治理的新理念、新方法衍生的精準思維引入治國理政層面,豐富和拓展了治國理政的思想內容和工具選擇。

  其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科學的行動指南。在中國的扶貧脫貧工作進入加速并決勝全面小康的關鍵時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為消除絕對貧困、解決復雜多元的貧困問題提供了一整套科學的理論方法和路徑遵循,其最突出的時代性價值便在于從理論向實踐的回歸[18]。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指引下,中國貧困治理工作的力度、深度和精準度都達到了新水平,現階段扶貧脫貧取得了顯著的整體性社會效果。2012-2019年,全國每年有超過1000萬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發生率下降至0.6%(如圖2),在2020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后,將有累計超過1億人口擺脫貧困。與此同時,全國各地在踐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過程中,針對精準扶貧、精神扶貧、幫扶模式等進行了因地制宣的創新,涌現出許多典型的、可操作性強的成功案例,在滿足貧困治理基本需求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實踐的檢驗進一步驗證和顯示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指導中國特色貧困治理實踐中具備的理論自信。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相對貧困問題這一貧困治理領域新矛盾的應對更離不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基礎性邏輯支撐。

12

圖2 2012-2018年年末全國農村貧困人口和貧困發生率變化

數據來源:2012-2019年《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

  最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為國際社會的貧困治理貢獻了可借鑒的中國方案,具有突出的國際價值。消除貧困始終是世界各國的共同目標和美好愿望,中國已成為全世界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對全球減貧貢獻率超過70%[19],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肯定,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試圖從中國的成功實踐中汲取有益經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根植于國內外貧困治理經典思想,形成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貧困治理的實踐探索,檢驗于新時代全面小康的決勝戰場,深刻揭示了貧困發生的根源性問題,特別是社會制度層面因素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綜合、精準、高效、長效相結合的貧困治理新思路,為其他國家特別是貧困人口規模大、致貧原因復雜、治貧難度大的發展中國家開展貧困治理工作,提供了寶貴的中國經驗,對共建一個沒有貧困、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積極意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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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劉夢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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